行得新书意,技法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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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得字内功,行得新书意——访书法家孙璘

时间:2018年10月24日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杨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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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璘作品

  他出生于江苏无锡乡下,从小生活的环境受艺术影响甚少,亦无家学渊源,学艺之道可谓先天不足。进入初中之后,因机缘巧合,才使他有了亲近书画的机会。而如今,他已在中国书坛占有一席之地,更曾被评为“中国书坛十大年度人物”。他是书法家孙璘。

  静心习得隶书功

  孙璘写得最多的是隶书,最有成就的也是隶书。1979年时,孙璘20岁,结束了近两年的知青生活,被分到小镇上的中药店,在青石板铺成的人来人往很是热闹的街上,在每日的抓药、熬药、读方识方的日子中,孙璘的心却逐渐静了下来。此时的他开始喜欢汉隶的端庄厚重之美,并加强了对汉隶的临习。但是汉隶碑帖资源丰富,且风格多样,应师法哪些经典?“书贵自然,不能刻意求工,故我独钟情自然状态下的汉隶经典,如《石门颂》《西狭颂》等。以及由篆入隶的西汉《北陛刻石》《五凤刻石》,古朴的《穰盗刻石》以及风格各异的《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等汉隶名碑都深深吸引着我。”孙璘说。除此之外,孙璘还对清代隶书的传承脉络用心梳理,时常摩而习之。

  “访碑”是他学书的重要内容,孙璘曾多次到有“天下汉碑半济宁”之说的济宁“访碑”。有着北朝晚期时的四山摩崖的邹城亦是孙璘经常造访之地,“面对镌刻在规模宏大的山坡或巨石上,不论是铁山还是岗山的摩崖刻经,每次身临其境,都令我心驰神游,物我两忘,激情难于抑制,生发出新的感受,激起创作的灵感和遐想。”孙璘说。

  对于汉隶诸碑和《铁山石颂》等摩崖刻石,孙璘不仅仅停留在实地“访碑”体验,每次“访碑”后将感受化于笔端,下力甚巨。长期大量临习古碑刻,孙璘逐渐形成了高古的书风。从他的作品中可看出,其用笔方圆兼施、笔画方整、沉着,敦厚古茂,并不取长枪大戟式的造型。孙璘的隶书,没有华丽的姿态外形,也不同于传统隶书标志性的“蚕头燕尾”,撇、捺简括成短直线、短圆弧。没有了撇捺的翩翩风神,剔除了隶书常用的“蚕头燕尾”,甚至也失去了圆转与顾盼,只剩下了形的古拙、筋骨的古朴、气息的古雅,但这正是孙璘“入古出新”之处。

  风物长宜放眼量

  除了自己痴迷于书法、沉浸于书法之中,孙璘还多次走出国门,向世界展现书法的美。前几年,孙璘曾参与承办和组织了“第十二届国际刻字艺术交流大展”“中日二十人刻字艺术交流展”等活动,还组织了江南书法代表团赴日交流,并随中国书法代表团赴韩国访问等。

  多次参加亚洲汉字圈国家的交流活动,孙璘发现:“国际领域的书法、刻字艺术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四国的书刻艺术虽然都是在表现汉字艺术,但同源而异流。由于各国文化不同,审美差异、情怀也不尽相同。”日本书法家、刻字艺术家给孙璘留下深刻印象——他们对艺术的态度可以用虔诚来形容,其艺术水准的高低暂且不论,一旦他们开始进行创作,即全身心投入,一笔一画,一力一凿,一丝不苟,给人以精致、精工的感受,所以他们所呈现的作品不会有草率、应酬之嫌,体现出敬业的工匠精神。

  日本的书法教育,政府是十分重视的,他们把书法设为中小学的必修课,其目的是培养青少年的综合素质。孙璘介绍:“虽然日本政府很重视培养青少年的书法,但是他们成年后踏上社会,忙于生计,顾及书法艺术的越来越少,无论是书法还是刻字展览,都是以老年人为主体,书法是他们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雅玩,所以日本书法整体上有式微趋势。”

  日本青少年成年后仍然热衷于书法,能够坚持研习、创作书法艺术的不多,能走专业书法道路的则更少。日本有书法基础的成年人,如真正爱好书法,就会拜一位名家为师。孙璘说,他们的学习方式,不以传统经典为宗,而是口手相传,老师的书体就是学生一生的学习范本,这样的单一师承传授方式,令学生无出其右,风格千人一面,毫无生机,古人云“取法乎中,近得乎下”,学习书法无捷径可行,不从传统经典中汲取养分,走向衰弱是必然的。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对现代刻字的发展推动,功不可没。日本将刻字艺术作为‘大书法’中的一个艺术门类来对待时间是最早的”,孙璘说,在1962年举办的“每日书道展”上,刻字就作为正式展出的项目。此后,在世界各地巡展,推广刻字艺术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当展览来到中国时,在中国引起极大反响。至于日本刻字艺术对中国的影响,应该说是起到了助推作用。孙璘认为:“但从创作技法及形式来讲,中国刻字艺术没有步其后尘,有人说中国刻字是学日本的,这是很不正确的。中国的现代刻字艺术,追求的是中国的传统审美、人文关怀和文人情怀。作品从主题、思想和自我,是从‘义’到‘形’的学理阐释,是以书法为素材、立意为内容、构成为形式,去表现‘意、象、情、景、境’的中国艺术哲学和艺术精神,是具有民族风格,属于姓‘中’的现代刻字艺术。”在对外交流中,孙璘的眼界得到拓展,在审美视角的延伸、艺术形式构成等方面受到很多启发,在他的创作实践中不经意地有所流露。

  孩提时代的书画情节,屈指算来,距今已近四十载。“如果不是当时喜欢上书画,我也许将会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常态下过着平平淡淡的生活。而与书画结缘之后,我的生活空间就随之拓宽了,人生道路得以改变。”孙璘感慨。

《石门颂》技法解析

一《石门颂》及其价值

石门隧道在陕西省汉中市北约二十公里,位于古褒斜道的南口,在褒河西岸与河道并行,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工交通隧道之一。石门壁长约十五米,高约三点五米,宽约四米多。关于石门隧道的初次开凿年代有三种说法:一是开凿于秦代;二是开凿于西汉高祖刘邦时;三是开凿于东汉明帝永平六年(公元63年)。东汉顺帝初年,司隶校尉杨孟文曾组织重新疏通褒斜栈道与石门隧道。据《后汉书·顺帝纪》记载:延光四年十一月乙亥,诏益州刺史罢子午道,通褒斜路。与《石门颂》中“废子由斯”语相合。《石门颂》摩崖刻石,就是凿刻在石门隧道崖壁上用以颂扬杨孟文奏请并修复褒斜栈道与石门隧道的功绩。其全称《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亦称《杨孟文颂》,在清代以前的文献中由于释文的误读,经常被称为《杨厥碑》。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十一月刻,汉中太守王升撰文。摩崖高327厘米,宽254厘米,隶书22行,每行约30字。额题十字“故司隶校尉楗(犍)为杨君颂”。1967年因石门所在地修建水库将《石门颂》及其他摩崖从崖壁上凿出,1971年移至汉中市博物馆。

《石门颂》摩崖刻石与《郙阁颂》、《西狭颂》并称为“东汉三颂”,又与《石鼓文》、《石门铭》并称为“三石”,在中国书法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然而,作为东汉时期的刻石名品,其研究价值与意义不仅仅在于书法艺术,更在于重要的历史价值:首先,《石门颂》的文字内容记载了褒斜栈道和石门隧道的开凿与疏通,是《后汉书》关于此记载的注脚,同时也是研究中国古代交通史不可缺少的第一手资料。其次,《石门颂》中所记载汉中一带郡县名称如“犍为”、“南郑”,栈道名称如“堂光”、“子午”,又为历史地理学考察当时的地名和栈道的沿革、变迁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再次,《石门颂》在中国书法史上的意义与价值也不仅仅在于它作为一件书法名作为后世学书者提供了优秀的学习范本,更重要的是它在书法环境学上的重要价值。由于《石门颂》特殊的用途、特殊的书写载体和特殊的书刻方式,我们可以通过它来研究东汉时期的大字书写状态以及环境与书法风格之间的内在联系。

二《石门颂》的风格特征

《石门颂》是东汉刻石书法中的一朵奇葩,其书风自然、奔放、朴拙、雄强,可谓字字飞动,逸趣横生,明显地保留了简帛隶书的那种放逸浪漫、灵动活泼,在高古气息中蕴含着丰富的趣味,被称为“隶中之草”。《石门颂》以它鲜明的艺术个性成为汉隶中的佼佼者,是汉隶中的神品,历来为书法家、金石家所赞赏。自郦道元,到宋代欧阳修,赵明诚、洪适再到清代王昶、翁方纲等名家,都曾对《石门硕》作过考释。清代方小东称其“挺劲有姿”;杨守敬则赞它“其行笔真如野鹤闲鸥,飘飘欲仙,六朝疏秀一派皆从此出”,绝非过誉。

就立石时间而言,《石门颂》是桓帝初期的产物,汉隶的规范模式在这里尚未形成气候,书写中缺少了许多法度的约束和规矩,更多的表现出了野性和山林气。《石门颂》是气势磅礴的大字,给我们留下了朴拙天真和颇具天然的意趣,其字势间所流露出了一种博大恢宏的气势,为后世书家所称道。在这种天然逸趣审美特征中,我们发现了一种与《礼器碑》《曹全碑》《乙瑛碑》等不同的书写风气。如果说《礼器碑》等碑的庄严整饬、雍容华丽是庙堂之气,《石门颂》表现出来的则是放荡不羁、飘然野逸的江湖之气。这种江湖气所显示的不是精巧至极的雅趣,而是一种与之相反的古朴自然、博大宽宏、驰骋八极的气格。

从整体风格上看,《石门颂》浑厚奔放、自然天成,疏秀劲挺、高古超逸。在用笔上突出的体现了它的随意性与简捷性,在线质的表达上于轻松随意中寓凝重、圆浑,带有汉简书写时的豪迈开张之态,线条颇具质感的同时表现出灵动、起伏的内在精神,充分体现了其“草隶”的特征。在随意与简捷的基础上,线条起收处藏头护尾,笔法与体势上有明显的大篆意味,与篆籀之法如出一辙。纵观全篇,《石门颂》同时具备厚重圆润的用笔与宽松舒展的体势,故其能将浑厚奔放、劲挺秀逸、宽松圆润寓于一体,给人以高古超逸的审美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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