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利国际最新网址培养海外译者,戏剧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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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翻译,亟待在文化“走出去”中突围

时间:2015年08月19日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乔 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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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剧协梅花奖艺术团2007年11月在法国巴黎参加第三届中国戏曲节 高 扬 摄

  多年来,国外戏剧作品被大量译介并亮相国内舞台,中国戏曲作品在国际上被译介和演出相对来说却并不算多,相对中国各民族地区300多种戏曲剧种以及数以万计的传统剧目更是微乎其微,“请进来”与“走出去”可以说呈极大的失衡状态。面对今天传统文化复兴,并向世界开敞的巨大热望,如何改变这种文化交流的“逆差”和“赤字”,让中国优秀民族精粹为世界所分享,让中国文化借这一载体得以弘扬,其实权杖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近日正在进行中的第五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中传出消息,中国儿艺正在策划打造国际版《西游记》。而与此同时,人多、景多、语言不通,中国戏剧“走出去”的三大难题亦是中国儿艺创作团队表达的巨大困惑。诚如他们所说,如果说“人多”可以通过一人多角来化解,景多可以有针对性重点简化,那么,克服语言障碍是最难以解决的根本挑战。为了有效规避语言障碍,中国儿艺曾为出国交流演出专门创作了无台词的肢体动漫剧《三个和尚》,在日本首演大获成功,又受到西班牙、芬兰、德国等多国演出邀请。这样的方式值得借鉴,然而,中国戏剧要想“走出去”,更好地打开国际市场,不可能永远取消声音,回避语言。直面语言瓶颈,这是中国戏剧尤其是中国戏曲要真正“走出去”必须面对的恒久命题和必须攻克的现实难题。

永利国际最新网址 ,  事实上,中国戏曲“走出去”,即中国戏曲正式对外传播首先是从剧本译介开始的。1731年,元代杂剧作家纪君祥的《赵氏孤儿》被法国传教士马若瑟神父译为法文,首次让欧洲人看到了中国戏曲,开启了中国戏曲剧目跨越国门跨文化传播的历史。然而多年来,国外戏剧作品被大量译介并亮相国内舞台,中国戏曲作品在国际上被译介和演出相对来说却并不算多,相对中国各民族地区300多种戏曲剧种以及数以万计的传统剧目更是微乎其微,“请进来”与“走出去”可以说呈极大的失衡状态。面对今天传统文化复兴,并向世界开敞的巨大热望,如何改变这种文化交流的“逆差”和“赤字”,让中国优秀民族精粹为世界所分享,让中国文化借这一载体得以弘扬,其实权杖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因为翻译能成为瓶颈、门槛,亦可是拐杖、桥梁。

  然而,相对于其他文类的翻译,戏剧翻译的难度不言而喻。除了要面对所有文类翻译中会有的普遍问题之外,戏剧翻译还要面对舞台演出的特殊需要。例如文学翻译面对的是读者,无论是小说、散文还是杂文、诗歌,哪一段读不懂,可以马上回头重读一遍或几遍,甚至可以如琢如磨推敲几天再来重读,而与之截然不同的戏剧翻译,最重要是为舞台演出服务,面对的是现场观众。舞台演出的现场性、即时性决定了理解台词的瞬间有效性,一段台词观众即便听不懂也无法改变其稍纵即逝的事实,演员不会因此重来一遍。国外戏剧家对此早有感叹,“小说家可以一连几页不理读者;戏剧家绝对不敢有一分钟丢下观众。”我国著名诗人、翻译家余光中对此有深刻领会,并直言戏剧家尚且如此殷勤地照顾观众,剧本的译者岂可不战战兢兢,亦步亦趋?不称职的剧本译文,“那真是要误尽观众,害死演员,祸延作家”!

  文学作品是不可译的。意大利诗人但丁14世纪就提出的这一观点,似乎已成古今中外文学可译性与不可译性长久争论的“魔咒”。可译抑或不可译之所以言人人殊、莫衷一是,归根结底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翻译所要面临的文化差异,尤其是对于在世界语言中独树一帜的中国语言。严复曾深叹,“译事之难:信、达、雅。”而对于鲁迅曾提出的中国文字有“意美以感心”“音美以感耳”“形美以感目”之“三美”,中国戏曲中的唱词一定程度上不啻为这三美的最集中体现,在翻译的语言转换中,这三美可以多大程度上得以保留?著名戏曲翻译家许渊冲的理性分析是,“汉语的优点是精炼,英语的优点是精确。汉语精炼,言简意赅,有时意在言外,是一种文学语言;英语精确,内容与形式基本统一,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矛盾较少,是一种科学的语言。”由是,翻译要在精炼与精确中自由恰当转换谈何容易!

  文学翻译已然这样难,以文学奠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为综合的体现,中国戏曲是集诗、乐、舞于一身的文学及表演载体,融合了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以及表演艺术等综合舞台艺术样式,其富含的历史、文化、语言本已博大精深,加之300多个剧种囊括了各民族多元浓郁的民族语言色彩和复杂历史典故。并且中国戏曲的戏词往往更是字字珠玑,淋漓尽致地体现中国文化含蓄、内敛、凝炼的根本特征,恰如中国水墨丹青,言有尽而意无穷,这不啻为戏曲翻译“雪上加霜”。的确,一个《西厢记》仅仅是三个字的名称,往往被译作“西面的房子”而丢失中国文化特有意象的文化内涵,而仅就第二本第三折中一句“你明博得个跨凤乘鸾客,我到晚来卧看牵牛织女星”,能在成语典故清晰凝炼表达中体现“三美”又是何其艰难?

  难怪著名作家、翻译家何其莘翻译昆曲《大闹天宫》时,在剧本译文前先拿出三章分别就作者吴承恩的文学生涯和《西游记》中与《大闹天宫》相关故事情节,孙悟空形象内在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要素,以及作品中的服装、道具、音乐、唱腔等诸多方面进行介绍,帮助读者认识相关文化背景。剧本翻译时除了台词翻译,还要用注释来进一步讲解台词所涉及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和相应的舞台表演。剧本译文最后还附一个昆曲小百科,帮助读者进一步理解和查疑解惑,降低戏曲剧本的接受难度。剧本译介可以如此,但具体到现场演出的翻译能有如此多的辅助手段吗,而且篇幅与观众阅读时限允许译者如此细言吗?

  现场外语字幕和直接用外语演出等形式都是舞台演出常采取的方式。虽然无论是中国京剧院或地方剧团都有过将京剧和粤剧等剧种直接用英语演出的尝试,但由于语意理解与唱腔归韵等限制,直接用外语演出对戏曲之美的损失无疑是难以克服的,因此,正像中国京剧院以及大多数出国演出所采用的形式,中文演出,外语字幕是国际演出最常见的手段。然而即便仅仅通过舞美、服饰以及唱念做打的感官欣赏,一定程度也容易让没有领略到中国戏曲之美的国际观众为之震撼,但如果没有过硬的翻译,真正能通过戏词和表演充分读懂个中韵味的又有几何?儿童剧《西游记》编剧、中国儿艺编剧陈传敏介绍,中国儿艺经典儿童剧《西游记》国内版剧组曾于2014年首次走出国门,赴曼谷演出四场。当时是国内演出的原版中文对白,泰语字幕。为了让当地观众了解剧情,演出前先向观众讲一遍故事,但演出时,他仍然发现观众的笑声是延时的、滞后的,就是说,情节已经进行到下一个环节时,可能观众才反应过来上一个情节的笑点,而这样的滞后反应,完全由于语言理解与视觉欣赏的不同步所致。这样的欣赏错位,损失了多少戏剧之美及其背后潜藏多少问题,值得深思。

  海德格尔曾经说过,“翻译从来都是最不引人注意的一种运动”。或许并非是翻译最不引人注意,而是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将之挤到了视野之外。把翻译称之为一门“艺术”的17世纪英国著名翻译家德莱顿曾明确指出,一名优秀的诗译者首先必须是一名优秀的诗人,“译者就好像戴着脚镣在绳子上跳舞,他可以小心翼翼避免摔下来,但不能指望他的动作优美”。戏剧翻译对译者苛刻的要求,注定了戏剧翻译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宿命,这也许正是今天戏剧翻译人才匮乏的原因所在,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要为其不可为,在镣铐中舞出最美的舞姿。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我国戏曲传承发展将迎来一个新的历史机遇,跨入值得期待的新时期。借此深入反思和加强戏曲翻译专业人才培养,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深化,该为题中应有之义,亦是当下迫切之需求。

培养海外译者促进昆曲传播?筵朱玲元末明初之际诞生于江苏昆山的昆曲迄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于2001年
5月首批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中国世界级“非遗”的重要“名片”之一。两类海外译者自发译介昆曲昆曲翻译对译者的汉语理解和外语表达水平、对戏曲艺术的理解力和感悟力以及自身素质与综合修养等各方面要求甚高,因而难度极大,能够担此重任的译者寥寥无几。若能将海外译者的自发状态转为有组织状态,建立昆曲海外译者数据库,寻找并吸纳中青年译者,为海外译者普及中国戏曲知识,组织昆曲表演观摩、昆曲原作讲解、文化典籍翻译等方面的专门培训,以培养和提升译者对原作的理解力和对昆曲艺术的感悟力。

元末明初之际诞生于江苏昆山的昆曲迄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于2001年5月首批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中国世界级“非遗”的重要“名片”之一。昆曲兼具文学性、艺术性与思想性,体现着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要推动作为精神价值载体的中华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让外国民众触摸中华文化的脉搏,昆曲的对外传播是一个极佳的突破口。而以外国语言文字将昆曲译介给世界,是昆曲走出国门、登上国际舞台的第一道门槛。

两类海外译者自发译介昆曲

昆曲翻译对译者的汉语理解和外语表达水平、对戏曲艺术的理解力和感悟力以及自身素质与综合修养等各方面要求甚高,因而难度极大,能够担此重任的译者寥寥无几。笔者统计发现,国内外共有30多人从事过昆曲的英文翻译工作,其中大多数是海外译者,有20余人,至今仍健在的仅12人,且基本已步入古稀或耄耋之年,中青年译者匮乏。昆曲海外译者根据身份可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为海外华人,有熊式一、刘荣恩、张心沧、陈世骧、李林德、汪班、黄少荣、杨孝明等。

他们有早年在中国生活的经历,对中国文化有较为直观的感受和深刻认识,尽管后来移居海外,但依然怀有深厚的中国情结,始终有一颗“中国心”。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李林德,父亲是出生于中国的语言学家李方桂,母亲徐樱酷爱并擅唱昆曲。李林德从小在中国文化氛围浓厚的家庭环境中长大,潜移默化地植入了中国文化的基因,后来随父母移居美国,并未改变她对祖国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也促使她为中国文化特别是昆曲在美国的传播而努力。这些有着相似经历的海外华人译者,由于早年曾沉浸于中国文化的环境中,使用汉语的熟练程度和国内译者几乎无异,而得益于后来在外国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经历,他们对外语的理解力、感受力和表达力又接近外国学者。长期处于国外的语言文化环境中,也让他们能够了解外国读者的心理。

第二类为外国汉学家,包括英国文史学家哈罗德·阿克顿 (Harold
Acton),美国东亚戏剧研究学者施高德(Adolphe Clarence
Scott),美国作家、译者威廉姆·艾云(William
Irwin),美国编剧西德尼·霍华德(Sidney Howard),美国汉学家哈特(Henry
H.Hart),美国汉学家莫利根(Jean
Mulligan),美国哲学家、译者奚如谷(Stephen
West),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伊维德(Wilt L.
Idema),出生于英国的汉学家白之(Cyril Birch),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
(Stephen Owen),美国译者汤姆·米修(Tom
MeHugh),加拿大汉学家石俊山(Josh Stenberg),英国学者郭冉(Kim Hunter
Gordon)等。

他们都是外国人,并非华裔也不曾长期沉浸在中国文化的环境中,母语为非汉语的本族语,但都学习过汉语,有的还曾到中国游历、考察甚至工作、生活过。他们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且对汉语语言文学有一定的研究基础。比如白之曾先后任教于英国伦敦大学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在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研究方面建树颇丰。与中国译者及海外华人译者相比,这些汉学家的教育背景、身份认同和文化归属大不相同。他们凭借对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兴趣,对中国戏剧的喜爱,抑或是出于对与本族文化有显著差别的东方文化的好奇心进行昆曲翻译与研究。一般来说,他们对汉语的把握及对其文化背景的了解不如母语是汉语的中国人,因而在翻译实践中对汉语原作的理解难免偶有偏差(但也不尽然,毕竟中国译者也未必能百分之百理解正确),但在译入语的表达上却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他们是外国人,在译入语所属的文化圈中长大,熟谙外国读者和观众的心理,又具有比较文学与文化的研究视野,所以和母语是汉语的译者相比,他们的译文往往呈现出另一种风貌,而这本身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加强人才培养与合作改变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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