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住您的灵魂

奥门永利网站 1【作者】

以上中文文字内容,版权归郑柯所有,转载请标明出处。

2012年9月17日,这一天的大部分印象已经从我心里蒸发了。我还保留着一些记忆。我记得医生说话声音的颤抖。我记得我的妻子在叫我的名字,当时镇静剂的药效还在她身上发作。我还记得医院地板的样子,近在眼前。我记得白色的瓷砖,还有一个希望:也许我永远不必爬起来,也许他们会让我就死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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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又想起去年翻看过的他的画册。被他画过的人,每一笔都画出内心的一件心事、一桩秘密,一个只有自己舔舐的伤口。这样的审视,你能承受吗?不过,理性告诉你:他的画是可以传世的。因此,你的样子也将在他的画中被世人铭记,挂在博物馆里让世人审视。这些人来自世界各地,带着各自的心事、秘密和伤痛,站在你的面前,站累了就坐在地上,默默无语,甚至可能有人黯然神伤。到那时,画中的你也就不再孤独了,你的人生会因此产生一些意义。

这篇《朋友》,讲述的就是关于死亡的残酷真相,作者马修·提格(Matthew
Teague)是英国《卫报》的记者。他的妻子疾患重病,多年的朋友丹恩·法绍(Dane
Faucheux) 搬过来,跟他们一起面对这段常人难以想象的日子。

弗洛伊德认为:我至于肖像的理念,源于我对于这一点的不满——肖像应该像人。我期待自己画的肖像是关于人的,而不是像他们。他的坦诚,意味着某种哲学层面的痛苦,因为这意味着画家在描绘某个人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是在迫使对方接受某种现状。在他年轻时,弗洛伊德师从塞德里克·莫里斯(Cedric
Morris),并从老师那儿认识到:肖像应该揭示内心,甚至很有可能以不正确的方式。从那时起,弗洛伊德就一直留意这一点。他以个人化的方式,描绘人不安的情绪。他那充满摧毁力的目光,将混乱覆盖在模特周身。因此,艺评家赫伯特·里德称他为“存在主义的英格尔”。如此赞赏而又透彻的结论,让英国评论界将他和法国的视觉文化、以及让-保罗·萨特暗淡的理念联系在一起,然后概括出一种两难困境,存在于他精微的绘画和他目光中令人晕眩欲吐的世界之间。

我开始避免上床的时间。现在我看到,15年婚姻之后,这是我走上远离她之路的第一步:她的路通向死亡,我的路通向之后的生活。

诗人奥登有一句话:“在我,人类这种粘土,就是艺术的主题。”这句话似乎专为弗洛伊德写的,没有人能像他这样,成功揭示人类身体是多么脆弱。“我想让绘画像血肉一样,为我服务,”他曾这么告诉别人。这句箴言体现在他笔下人物的面孔和身体上,体现在那些真实得似乎可以触摸的肥胖之躯上,同样也体现在他描绘肌肤质感、肌理的技巧上,他把绘画的表面变成了人类这种粘土。

走出大门的时候,他停下来,说完自己的观点。“为了你的女儿们,”他说。

一念至此,你觉得现在这一切都没有意义了,什么模特、什么画家、什么肖像,最终都难逃死亡的命运。就连地球、太阳系、宇宙都有完蛋的一天!甚至我们连自己的存在是否真实都难以判断!!!

妮可尔恢复了。她又能吃东西了。她已经睡过了静脉喂食的几个月,醒来之后,惊喜地发现,自己可以穿上以前从未有过的小号衣服,而且很合适。她开始娱乐来访的人。人们会来看她,她就会坐起来,满面笑容,聊上几句,为自己的衣帽不整抱歉,或是为房子、或者她的头发,她的头发开始长回来了。她会讲述自己要做的所有事情,人们——善良、好心的人们——会点头,鼓励她,称赞她的勇敢。

女人走了,回到了现实世界。

我在窗内望着他们。他会坐在茉莉旁边,摇动秋千,聆听她讲述自己的噩梦。

后来,女人看到这幅画,觉得有些陌生,画中那个人,好像不是自己,看着她,就像当初产房里的自己,看到护士送到胸前刚生下来的孩子——犹疑、疲累、惊讶、喜悦,就像这画中人的表情。

“没必要,”他说。他无法解释,但是他知道,一旦自己抱着某只小动物,他一定会哭出来。

虽然画家的眼神还是那么凌厉,但你想,其实他还是挺好的,为了安抚你的情绪,他让自己的狗趴在旁边,这也好让你的目光有个焦点。这只狗叫普鲁托。看着它,你想到自己小时候养的那只金毛猎犬高菲。它跟你那么亲,你跟它一起长大,每天放学回家,最先迎接你的就是它,它欢呼雀跃,你手舞足蹈。那时候的你、你们,并不知道这样的时光是多么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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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恩和我会整夜看电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都开始迷上了僵尸电影、电视剧。我们每个晚上,一整个夏天的每个晚上,看着那些活死人拖着脚出现在电视屏幕中,然后就被某个英雄送入阴曹地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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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们必须拿走妮可尔的手机——这也许是整个苦难日子中最难的决定,她开始给我们手写恶毒的、因为药物而混乱的纸条。这些纸条令人心碎。但是她一定要完成它们,其中的创造力和决心已经上升到了艺术层面。我们实在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

这幅画中的女子,第一眼看上去是沉迷于自我之中,似乎是在休息,头靠在扶手椅的背上。然而,再观察,就会看到她的姿势似乎是在压抑着什么痛苦,好像她重病缠身、大限将至。这幅画看上去没有完成,不过反而让我们看到了它本来应该是如何完成的,构图是用铅笔先轻轻在白色画布上打底,然后从脸部和身体上半部分开始上油彩。

丹恩来到医院,带着一瓶葡萄酒。我们坐在地板上喝了起来,周围是女孩儿们的圣诞礼物包装纸。

魂魄这东西,本来跟它的主人是一体的,没有属于魂魄自己的生命。你像往常一样走在路上,突然从路边冲过来一个人,他的眼睛特别有神,能看穿你的皮肤、肌肉,深入骨髓。他说,你有一张迷人的脸,想把你画下来,希望征得你的同意。

每天晚上
,妮可尔都会光着身子躺在床上。我会用镊子从她腹部的伤口中取下一条绷带,有时候有几尺长,它在空气中展开,就像布满脓的绦虫。然后,我会重新往伤口中放进新的绷带,折叠起来,旋着放在她体内,而她一边哭,一边恳求我不要这么做,求你了,就这一次。

第一反应,你是不想同意的,总觉得不好意思。再者,你已经认出这位画家了,想起来很多关于他的传言:当他的模特,常常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而且会持续几个月。自己还有孩子和家庭需要照顾,哪儿有那么多时间?何况他那双眼睛,被这样的眼睛盯上几个钟头,会不会折寿?

“怎么了?”我问。

弗洛伊德早期的肖像画,笔触紧凑,用精细的貂毛画笔,类似于早期佛莱明地区画家或者丢勒的风格,不过这幅画的完成,表明那个时期已经过去了。到了这个时期,他总是站着作画,用粗猪毛做的画笔,想要达到更加厚涂的、更生猛的质感。

妮可尔去世后的几个月,时间在拉长、缩短,又拉长,像太妃糖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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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她进入比较好的状态时,她会醒过来,惊骇于我运作这个家的方式。有天早上,她踉踉跄跄走进厨房,我们都吃了一惊,然后她宣布:要给女儿们做鸡蛋。我把下厨用的抹刀放哪儿了?为什么冰箱里的牛奶这么少?它煮沸了吗?尝起来味道不对。没有什么尝起来没问题。“我怎么能放心走呢?”她问我,“我不能就这么死去。”

以下文字,译自馆方介绍。

每当她状态下滑的时候,医生和护士就会给出可怕的时间线。还有几个月存活时间。几个星期,甚至是几天。每一次,她都挣扎过来了。从旁观看真是令人赞叹。但这一切都有隐含的代价。

百多年前,当照相术像今天的人工智能技术一样新鲜时,很多人就像我们现在畏惧AI一样,害怕那个会留下你的影像的大木头箱子。传说,那个箱子里面有个巫师,他用你几乎听不到的挥下魔杖——“除你魂魄!”你的三魂也飞出七窍,直上九霄了。

他笑了。妮可尔现在什么不爱吃,除了蛋黄酱。她特别能吃蛋黄酱,以至于丹恩跟我日常购物的时候,我们总会一次买两罐。她养成了一天吃一罐的习惯。这一天,她让我给她做一个火鸡三明治,做好后,我给她拿进卧室。她咬了一口,然后递还给我。

你作为一个游客,站在这幅画前,心中决定:要多跟家人拍一些好的照片,因为,帮你留下记忆的、拍的好的照片,是抗拒时间、欺骗时间和自己的另一种方式。

他说:“她朝你发作,是因为她知道你会留下来。”

“他是快了,我可不行。”

但是丹恩默默陷入某种他自己的忧郁。他感到坐立不安,开始在自己的房间里待得更久。有一次,他跟一个朋友去宠物商店,朋友在小猫和小狗之间挑来挑去。“你不想抱一只吗?”她问丹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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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痛和心力交瘁之中,我们同时开始窃笑。“你知道她在干什么,对吗?”丹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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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发展到我开始躲着妮可尔,无法面对她的怒火。我太胆小,无法坐下来承受。我会蜷缩在门廊的秋千里,像个婴儿,这样她就找不到我。或者,我会撤退到楼上女儿们的卧室中,她就没法跟上来。我开始不吃不喝。

如果你想给坚持原创和翻译的艺术君打赏,请长按或者扫描“分答”下面的二维码。两个二维码,一个是一套煎饼果子,另一个您随意。

“我还是一个正当的人,”当我问她这些包裹的时候,她生气地说。“我还是这个家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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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恩给我打电话。我坐在病房里,红色和绿色的彩灯闪烁不停,听到这个消息,我说:“好吧”。

虽然人走了,那幅画留了下来,带着女人的一部分魂魄,并非完全徒劳地抗拒时间。

有一天早上,他拉着我坐下来。“我们要离开几天,”他说。“你和我。”

坐在那儿,你觉得:当个模特,得有做植物人的觉悟——不能像平常那样随意乱动。胳膊发麻了,大腿坐酸了,脖子撑不住了,动一动,你感觉到画家的眼神就像一根棍子,戳着你的身体,让你不要乱来。你有点赌气:当模特,看来只有死人最合适不过了!哦,死亡,我们每个人的最终目的地!十来年前的那一天,高菲突然没有出来迎接你了,你发现它恹恹的,没有精神,跟爸妈说,爸妈带它去了兽医那里,然后高菲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每当妮可尔变弱的时候,丹恩就会承担很多家务——洗衣服、做清洁、购物、做饭。我干剩下的活。我会叫女儿们起床,给她们穿衣服,吃饭。茉莉(Molly)和伊文捷琳(Evangeline),一个十岁,一个七岁。我帮她们完成作业。我会安排药物剂量,预订耗材供应,检查邮件,付账单。我在钱上变些小戏法,因为如果我们不交税,没人会死,所以医院和医生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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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们走到洗手间里,这样她可以照镜子。她就是一个小溪边的印第安人,我从未见过她把颧骨挺得如此骄傲,从未见过她的双眼如此肆无忌惮。

如果你想向艺术君提问有关艺术、翻译、或者高效工作相关工具的有关问题,请长按艺术君的“分答”二维码。

妮可尔还有另一个妄想:当卫生间永远成为她出行最远的目的地时,她想去不一样的地方。当我要拒绝这个妄想时,丹恩有个简单而清晰的回答,我以为我已经永远丢掉了这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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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你是《Esquire》的编辑,希望能撤下这篇稿子的话,艺术君仍然会照做的。

你不想再坐下去了,也不再介意画家怎么看你,随他去吧……

那年晚些时候,我记得他站在医院里面,像个哨兵。他是从新奥尔良开车过来的,我们住在阿拉巴马州的小城费尔霍普【译注1】。过来之后,他在妮可尔的房间外面走廊里站着守卫几个小时,就是为了能让她睡觉。一天下午,一伙儿教堂的女士来了。天底下,没有什么力量能比一帮浸礼会的中年女教友更强大了。我们在房间里就可以听到,丹恩在和善意展开战斗。

所以,接下来,你就已经坐在那张扶手椅上。

之所以要翻译,艺术君还是希望更多人能读到它,传播它,因为力量往往来自于真相之中。翻译得有不准确、不流畅、不到位的地方,责任都在艺术君身上。如果你觉得翻译得还可以,或者有其他什么想法和建议,欢迎给艺术君留言,说说自己的想法。更欢迎你说说自己看过这篇文章后想起来什么自己的故事。

与一幅出色的肖像画比起来,照相术恐怕没有这么大的功效。看看下面这幅,似乎那女人的三魂是被留在里面。

“不知道,”我说。

你不知道自己正在微笑,而眼角的余光发现:画家的手的运动频率明显加快了。

“我在枕头上看到这个,”某晚丹恩说。是用蜡笔潦草完成的。

最后的肖像,卢西安·弗洛伊德,1976-1977,布面油画,61×61厘米,

递给她的时候,她摇头。“所以你想饿死我,”她说。“我想我死得还不够快吧。”

Last Portrait, Lucian Freud, 1976-77, Oil on canvas. 61 x 61 cm, Museo
Thyssen-Bornemisza, Madrid

丹恩帮助女孩儿调整,让她们适应没有母亲的无尽生活,但是没有妮可尔的日子是空虚的,他想找些工作。我告诉他没有必要。他可以跟我们住在一起,我也愿意跟他分享我的收入。永远,只要他愿意。我们已经度过了无尽的冬天,进入了存在意义上的春日。

除了体重下降,她的病最明显的症状,就是伤口。每次手术过后,她的皮肤都更难痊愈。最后,一个外科医生问我是否知道如何包扎伤口。

不过,法律中有个漏洞,他们说:其他人可以使用。

关于翻译:本文翻译自 Esquire
杂志的英文网站,点击【阅读原文】即可阅读英文版本。由于没有拿到版权,所以就不再放有关打赏的二维码了。

我们要开车到阿巴拉契亚山脉脚下,一起徒步几天。妮可尔另外的一个朋友已经同意来陪她,他说。

死亡的场景,或者我期望的场景,应该是这样的:一小群朋友和家人聚在病人旁边,看着她吸进、呼出最后一口气。人们握着手,交换眼神,标明彼此都很清楚这个时刻是多么重要,然后一名医生进来,检查一下脉搏,随后宣布:“结束了。”

1950年代,氟哌啶醇(Haldol)用作抗精神分裂症药物,当时美国的精神诊疗机构正是爆发期。那是一种让人昏迷不醒的药。“大猎狗”,护士们这么称呼它。

我用剪刀使劲儿剪,直到完全落在我手里。她抬头望着我,两眼泪水,然后微笑。

她的体重下降很多,不过我们都预期到了。丹恩和我几乎看不出来,因为我们从不离开她。有人来看她时,从他们的脸上我们能看出来,或者是当她的衬衫滑到一边,露出锁骨的时候。这看上去很不正常,就像某个外星人被移植到她的身体里。

“她在给我们发信息。”

她把一把椅子拖到房间正中,然后拉起头发,又长又黑如瀑布般的头发,扎成一个马尾。“来吧,”她说。

我什么也求助不了,因为没有什么能战胜死亡。

某种错乱开始出现了。

“我知道,夫人,”他说。“不过我很确定,就算在这走廊里,上帝也能听到你们。”

我还处于震惊之中,在那儿待了很久。作为人,我们不会告诉彼此关于死亡的真相。毕竟都还没到死的时候。真得要死了,普通而又平庸的死亡,是如此困难而又丑陋,成为了最糟糕的事情:它怪诞荒唐,它尴尬难堪。没人曾经告诉过我它的真相,从来都没有。当它在我的爱人身上发生,我在很多事情上迷失了方向。生活原本平整的地面——精神状态、道德准则、甚至是法律——变得摇晃起来,成为相对的东西。我偷运药物,撒谎,藏钱,不让国税局发现。

一天晚上,她把我叫到跟前,说她要上洗手间。我试着帮她坐起来,但是她说:“不,我是一个芭比娃娃,一次只能移动一条肢体。”于是,我抬起她的头,然后是她的后背,让她的头摆直,在把一条腿挪到床下,然后是另一条腿,最后让她站起来。我挪动她的左脚,接下来是她的右脚,一直如此,直到我们完成任务。直到今天,她的首席护士,一位名叫菲丝(Faith)的女士,还存着一张照片,是妮可尔的二氢吗啡酮药泵,她会给其他护士看。那个泵上显示:有超过两万毫克的药进入妮可尔体内。“这么大量的二氢吗啡酮,比我和其他所有共事过的护士用过的都多,”她说,“而且是加起来。”

我们都笑了。他启动车子,开上车道,我就在院子里站了很久,想着要做些什么,满眼都是泪水。然后,过了一会儿,我转头回到了自己空空荡荡的房子里。

圣诞,我们是在医院过的。朋友们来探访,还装点了房间,我们的两个小女儿蜷在妮可尔旁边,在她医院病房的床上,她正在读诗《这就是圣诞前的夜晚》【译注2】。过滤管正从她的肠道和鼻子里排出排泄物,我们都试着对此视而不见。

我没有答案,而答案又是很明显的。我是已婚人士。我的妻子快死了。我知道:在这森林中,我每一分钟的快乐,都会在后面变成内疚啃噬我。而且跟丹恩不一样,我已经很久没有健身了。没人想看到我的身体。于是我说:“咱们不知道这水有多深。”

丹恩搬进来已经几个月了,妮可尔还是不愿意吃东西,所以我会用静脉滴注给她喂食。我没有接受过医学训练,但这不需要医生,只需要有人维持无菌环境,保持清醒。

这意味着他要离开他的工作,他的朋友,他的公寓,他的生活。

我给他看我的,一篇愚蠢而又冗长的文字,要自己的手机。“我是在卫生间发现的,”我告诉他。“贴在马桶对面的墙上,坐下来正好看到。”

茉莉看到了,然后畏缩到一边。

我们约定:如果他某一天结婚了,或是如果我再婚了,要是我们某个人的妻子诊断患有癌症,另一个人就会出现在医院,把一把刀刺入对方肋骨之间。这是怜悯的杀害。我们大笑,想象着现场旁观者们的疑惑:“这个家伙就这么走进来,然后杀了他。奇怪的是什么?是死者还对他说‘谢谢你’。”

“不用,我自己能行。”

在2013年圣诞节前后,丹恩决定搬进来,那天晚上我们的狗死了。

我碰碰她的面颊,她的眼睁开了,朝我微笑,似乎很疑惑,发现自己身上布满温热的排泄物,还试着要用手去拢起来。它涂满她的躯体,直到她的胳膊和肘部,满床都是。我伸手去帮她,她推开了我。

“为什么?”

他那令人喜爱的表情,对于妮可尔来说,是个小小的胜利。所以,当她举起丹恩的莫西干头照片,然后大笑起来——“看啊!哈哈!”——我知道她是以最好斗、最得意洋洋的方式在表达。

丹恩的离开突如其来,比起妮可尔来说,打击更大,因为我根本没有准备。他不知道如何告诉我离开的想法,所以他只是开始收拾行李。那一天,女孩儿们还在学校,他要走了。就在那天,他在钻进车里时停了下来。“过几周我还会回来,”他说。“不过到时候会很奇怪,因为那时你就结婚了。”

他开始背着我谋划什么,或者我怀疑他在这么做。从卧室房间门外,我能偷听到他跟妮可尔的谈话,讨论我疲惫不堪的精神状态,考虑到妮可尔的状况,这么做似乎很荒唐。他开始背着我,给朱莉娅,那个咨询师,打电话。他还和我其他的朋友安排了某些秘密的东西。

“是不是便便从我的前面出来了?告诉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死亡带给身体上的恐怖,我们都有心理准备。妮可尔对此尤其现实。她对我们说:“别让我身上有味道就行。”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时她还是个少女,我那时就已经全身心爱上了她。现在,我才可以会回头去看我们的感情有多深厚;当时,我的眼里没有别的,只有一次完成一个伤口,一个不到两公分宽的洞,我要往里放进去一个拳头大小的东西。我当时再也感受不到任何爱情了。那只是我要做的某个事情。完成之后,我会躺在她旁边,用消毒棉球吸干她的眼泪。当她最终入睡之后,我会偷偷从床上趴下了,钻到壁橱里,这是房间里最与世隔绝的地方。在里面,我会把毯子裹在头上,塞到嘴里,躺下之后,把头埋到一堆脏衣服里面,然后大喊。

我的确还有一些那年的记忆,丹恩在其中都有出现。比如,当妮可尔开始在枕头上发现自己的头发时,我准备迎接她的痛苦,因为她是如此年轻、漂亮。但是,她让我拿着毛巾、剪刀和我的剃须刀,去起居室跟她碰头。

有人来访的时候,妮可尔会拿出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魅力和无畏的典范,就像她在线上论坛和
Facebook
中的形象。这些情感是真实的,她自己的确有勇气、爱心和镇定,但当我们独处的时候,她伤我伤得毫不留情。

“别问了,马特。你需要这个。”

奥门永利网站 9【丹恩】

护士们来了,为妮可尔换了药。我不记得自己在洗手间待了多久,但是当我出来的时候,窗口透进来的光已经换了位置。

妮可尔笑了。十五年前,我们遇到了丹恩,当时我们都住在新奥尔良,他们在一起上大学。男人们总是跟着妮可尔到处跑,在杂货店里,男人们会从奶制品旁边跟着她,尾随她出来到停车场。当她微笑的时候,男人们会幻想她需要他们,她很爱微笑。所以,对于其他男人的动机,我当时已经有种充满同情的怀疑。但即便丹恩不知道我在观察的时候,他已经把自己的目光从妮可尔身上移开,他接受她的微笑,只不过将其视为一个小礼物,别无他意。他把自己的友谊奉献给我们,如此谦恭,对我们的婚姻极其尊重,让我从一开始就信任他。我不知道妮可尔能否原谅我们都这么男人,因为年复一年,我跟他的关系越来越近,那种方式是妮可尔永远无法达到的。

我想我一直没有摆脱医院地板的那种感觉,然后一直被它带着走,因为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一切尽在它的掌控之中。生命之有限带来的震惊,一个男人的崩溃,还有另一个人的拒绝,拒绝让崩溃发生。

朱莉娅觉得这么做是最好的选择。

有一天,护士们刚走,妮可尔开始扯掉绷带。“我想,我得给自己冲个澡,”她说。

“哥们儿,怎么回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哎,我们是来给他们祈祷的,”一位女士说到。

过了几分钟,我们发现瀑布顶上有些迹象。瀑布顶上有些突出的岩石,六七个大学年纪的女子开始往上爬。我们在看着的时候,她们开始脱衣服。我朝丹恩眨眨眼,两人突然大笑起来。

“不行。”

死亡、残酷、真相,这三个词听上去很简单,可在抽象的概念背后,隐藏着需要我们鼓足极大勇气才能面对的现实。

“我不行,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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